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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晚清:大師們的涅槃時代》是汪兆騫先生所著“民國清流”系列圖書的前傳。本書以溯新文化運動之源為脈絡,一展民國大師們在清末民初的風采。書中講述大師們思想蛻變和涅槃的經歷,雖然集中于民國初年到新文化運動前夕的五六年時間中,卻不限于此,甚至上溯至維新變法時期。
  走出晚清,精神涅槃的關鍵,在于是否能經歷由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而這種轉變,直接與中國清末和民初兩次啟蒙思潮有密切的關系。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是兩次啟蒙思潮對中國社會現實產生影響的直接體現。兩者時間相距近二十年,作者在書中通過大量的史實和事例說明,沒有清末的“戊戌”,就沒有民初的“五四”。筆者進一步按照作者的文化邏輯推論,所謂“新文化”,不過是從維新時代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潮,幾經漲落之后,在二十年的不斷發展和積累之中,最終掀起的又一高潮。我們從書中可以明顯看到,在清末啟蒙中,曾站在潮頭的嚴復、康有為,在民初的啟蒙中,已經落后于時代潮流,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嚴復晚年,反對民主,厭倦科學,站到自己曾經鼓吹的民主思想的對立面。五四運動爆發,他極力詆毀新文化運動,讓我們看到一個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政治侵染的中國士大夫的復雜性格和矛盾的文化人格。”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嚴復雖然曾是維新變法時代對西學譯介和傳播最全面、系統、精確的思想啟蒙大家,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個受傳統文化浸染的士人。與嚴復最相似的,是在翻譯界與他齊名的林紓。“一個清醒的論者,應該看到林紓的一生,他始終是一位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愛國士大夫,他根本就不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家,他和大多數那個時代的士大夫一樣,他們的愛國之心,實乃系于大清王朝。”作為“清處士”的林紓,與康有為、嚴復對?;屎偷壑频臒嶂韵啾?,更表現了“固與吾清相始終”的死心塌地。
  同時,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們,也在創作和翻譯上,嶄露頭角。周樹人在留學期間與其弟周作人共同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并撰寫了《摩羅詩力說》和《文化偏至論》等具有文學革新和思想啟蒙色彩的論文,并在辛亥革命之后創作了被捷克漢學家普實克稱為“可以清楚地感覺到它完全是一部新的現代文學的作品,而不屬于過去一個時代的文學”的文言小說《懷舊》。而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也以白話文和文言文交替使用,翻譯側重于愛國主義主題的小說名著。在接到《青年雜志》創刊號和約稿信后,他在第二卷第一號上發表了白話文譯作 《決斗》。“正是因為這一偶然事件,兩位新文化巨人陳獨秀和胡適,才有機緣在諸多‘歷史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共同為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并成為開啟新中國文化大門的旗手和領袖,同時二人又顯示出不同的文化姿態,讓這場文化運動呈現復雜景觀”。
  全書以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開始,以1916年袁世凱復辟失敗結束。對清末民初前后兩代思想學術大師,在中國“戊戌”和“五四”兩次啟蒙思潮之間的思想學術和人生軌跡的夾敘夾議,有詳有略的勾勒描畫之中,為我們展現了一幅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變遷的鮮活圖景。雖為人物傳記,但小說式的結構,散文般的筆法,學術的精神,新穎的見解貫穿于字里行間之中,使人讀來毫無枯燥乏味之感。尤其是作者不拘于固有權威定論,在詳實的史料基礎上,大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讓人讀來頓有醍醐灌頂,耳目一新之感。對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淵源和觀念構成,有了更加接近原貌的認識。尤為可貴的是,作者雖然從大師們的思想學術觀念和道德品行操守兩個主要方面來展現他們的風采風貌,但既不因其功績卓著而溢美有加,也不因其劣跡昭然而全然否定,而是從實而論,褒貶有據。讓我們看到這些大師們的身上,既有值得敬佩的偉大之處,亦有普遍人性之弱點。
  縱展全書,作者筆下這些在清末民初歷史巨變中,探索中國未來社會方向的大師們,在面對中西文化、共和帝制等重大問題時,表現出了不同的人生走向。他們或是固守傳統,或是銳意革新,或是調和中庸,都為我們留下了值得珍視的思想文化遺產。而正是在啟蒙思潮中受到科學民主思想洗禮的現代知識分子,最終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民國的文化清流,并非無源之水,而是產生于晚清的思想啟蒙思潮。百年后的今天,中國人依舊在肇始于晚清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追求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文化復興,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重要歷史課題。我們只有循著條條清澈的文化涓流和大師們的思想足跡,才可以找到復興民族文化的精神源頭所在,進而汲取不竭的發展動力。而“民國清流”系列叢書,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清晰的文化脈絡和精神走向。
       □潘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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